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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创性是文艺创作的生命——从《老实街》与《

2018-08-14

  作者:张晓峰(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)

  王方晨的长篇新着《老实街》(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)自问世以来引发关注。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,《老实街》是“当代的《果园城记》”。这一发现使人眼前一亮,因为它确实捕捉到了《老实街》的艺术特色与文学定位。但同时这一评价又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,因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,而这些差异正是它们自身艺术个性的反映。

  《老实街》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。作者对济南这座城市的历史、掌故、传奇、街巷人物、岁月变迁非常熟悉,娓娓道来,还极其自然地将这些内容与故事情节、人物命运穿插结合在一起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济南的前世今生、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和独有的精神气质,逐渐被读者了然于心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师陀《果园城记》的地域文化色彩并不那么突出。除了在天高云淡、物是人非的舒缓叙述中,读者能够隐隐地感受到故事的发生地应该不是南方,很少有人会从作品中看出来“果园城”的原型是河南偃师。《果园城记》对地方风物的描写更具有普遍性,这与师陀的写作理念是一致的。他在写这部作品时就决定“要使这座小城成为北方一切小城的代表”。在地域文化的书写上,特殊性或者普遍性并没有高下之分,只与作者的叙事策略相关。

独创性是文艺创作的生命——从《老实街》与《果园城记》的相似与相异说起

  而且,两部小说的叙述者完全不同。《老实街》的开篇第一句话是:“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,如今都已风流云散。”从这时起“我们”作为叙述者就开始引领全文,以所见、所知和所感告诉读者发生的一切。“我们”是老实街的孩子,但从善良热心又知进退、懂分寸的举止来看,“我们”不是稚子顽童,而是心思晶莹剔透又聪明懂事的“小大人”,小说中也用过这个词来评价。“我们”作为叙述者轻盈澄静,具有孩子的机敏和灵动之气,有时还有属于孩子的那份难掩的小小得意。《果园城记》的叙述者是“我”,这是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中年人,小城岁月里的世事悲欢带给他无尽的忧伤。叙述者的心情和笔调都是抑郁的,全书也就始终弥漫着怅惘甚至凄凉。这种叙述者的明显不同,不仅发生在《老实街》和《果园城记》之间,而且普遍地存在于现当代小说之间。现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是孤独沉郁的,含着心灵的苦闷与焦灼,寻觅着希望、光明和新生。这些小说中的叙述者带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,形成了特殊的抒情气质。而当代小说的叙述者普遍来说则要明朗得多,态度和心情简单通透。更不必说当代小说中有些叙述者的欢蹦乱跳、插科打诨或者嬉笑怒骂。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,除了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不同,也和现当代作家的身份密切相关。现代作家的知识分子气质更重,而当代作家离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更近,也更有烟火气,精神上更自由跳跃。《老实街》有深厚的文化功底,用词讲究,注重意境营造,颇得传统文化的神韵,但小说中的叙述者则具有当代文学的特征。

  《老实街》和《果园城记》的第三点区别,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,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。《果园城记》中的那些女性,虽然个性不同,但命运却是相似的。她们仿佛做不了自己的主,其生命芳华不是被岁月磨尽,便是被变故所摧残,只留下一曲曲悲歌。但是《老实街》中的两位女性却是生命飞扬的。编竹匠的女儿鹅容貌美丽,气质优雅,堪称老实街上的女神。她在选择伴侣时不在乎金钱、权势,只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她大大方方把自己的私生子抚养成人,当孩子被流言蜚语所困扰询问亲生父亲是谁时,她牵着他的手,一个一个去向和她有传言的男人喊爹。这种气魄真非寻常女子所有。《老实街》里另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朱小葵。她是一名优秀的记者,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为社会匡扶正义,是一位让人敬佩的现代女性。这样两个人物在《果园城记》中是不可想象的,而这样的女性也使《老实街》在故土挽歌中回旋着清越高亢的不屈之气。《果园城记》则整体散发出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悲凉。

  以上从三方面简略辨析了《老实街》和《果园城记》的区别,二者的不同之处还有不少。总之,将《老实街》称为“当代的《果园城记》”可能还需要商榷,正如倘若人们将莫言称为“中国的福克纳”一样,都是不甚准确的。独创性是文艺创作的生命,从来都是艺术家得以存在并引以为傲的理由之一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8年08月14日?16版)

[责任编辑:李伯玺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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